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

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

2020年,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为101.5986万亿元,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,按可比价格计算,比上年增长2.3%。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负增长的情况下,中国经济一枝独秀,为疫情阴霾下的全球经济,注入了强大推动力。

时间回溯到本世纪初,从2001年加入WTO到2019年疫情暴发之前,整整19年时间,中国经济每年的同比增速就没有低于6%(2019年最低,为6%),最高曾达到2007年的14%。

再把时间拉长,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,在这40多年的时间内,中国经济的增速一直都是正增长,从没有低于过3%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,增速曾一度出现下滑,但依然保持在接近4%的正增长水平上。

经济发展,无疑是平视世界的“物质基础”。那么,中国经济的“秘诀”在哪里?

东亚模式”的局限

在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时,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会从“东亚模式”中,寻找中国经济的动力所在。可是,它并非100%地适用于中国。

东亚模式有着三个简明易懂的标签:一是政府干预,二是人口红利,三是出口导向。

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2021年3月26日,新疆阿克苏,无人驾驶播种覆膜一体机在播种棉花(图源:视觉中国)

政府干预自然好理解。东亚最具代表性的三国,日韩新加坡都是如此。韩国不用说,军政府的强大执行力直接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,三星、LG和现代等财阀全都是军政府一手扶持起来的。同样,新加坡也不用赘述,离开李光耀的“强人政治”,这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与否,必然会充满变数。

日本是相对大型的经济体,更值得剖析。

在二战之前,日本的政治传统犹如一个奇特的大杂烩,综合了东方神话式皇族、地方分权传统、武士世袭残余文化、财阀垄断、军人集团专权和西方宪政等特征。这种“都不像”“都不负责”的奇特治理模式,最终将日本送上了和美国决战的不归之路。

二战之后,日本经过了美国人的制度改造,抛弃了以上那些充满史前文明和封建时代特征的传统,成为了现代性明显的国家。但日本依然有着“大政府”的痕迹,在经济领域,钢铁、汽车和半导体的崛起,背后都是日本行之有效的国家产业政策。

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上世纪60年代,日本丰田汽车制作厂内

另外一个明显标志是,日本的央行独立性极差,它一度被政府几乎完全控制,它曾经从属于财政部(大藏省),货币政策完全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执行的一个手段。

进入新世纪,日本对央行进行了改革,央行独立性提高,曾经的大藏省名字也被撤换,权力也被压缩。但即使现在,从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影响方面来看,日本在发达经济体中依然是一个政府话语权很大的国家。

人口红利自然也不用说,人口红利除了劳动力数量、年龄结构和识字率等教育水平指标之外,西方研究者认为,东亚的儒家文化也是大工业生产的必要价值根基:一是纪律和服从,二是储蓄和勤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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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工业生产讲求标准化,因此纪律和服从自然重要。此外,工业化初期还需要大量的投资,而储蓄是投资最重要的来源。拉美国家为何间歇性地爆发债务危机?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热爱生活,不爱储蓄,只能用外资来进行投资。所以一旦外资对投资国经济没了信心,就会撤资,从而导致外债无法兑付,引发债务危机。

出口导向同样重要。日韩和新加坡的特点是国土狭小,尽管日本和欧洲国家相比已经算是一个大国,人口超过1亿,国土比德国、法国和英国都大不少,比如是英国的1.5倍。但其国内市场与其生产能力相比,依然太过狭小。因此,东亚国家都理性地采用了出口导向的政策。

同样是拉美,它们却采用了与“出口导向”相反的“进口替代”政策,即通过贸易壁垒阻止他国商品进入,培育本国企业崛起。最终,除了巴西的飞机制造业等少数领域外,拉美没有培育起一家像样的全球性产业巨头,很多国家陷入大面积的腐败,掌握进出口配额和信贷配额的贸易和金融部门成了重灾区。

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巴西一家飞机制造厂内

二战之后,西方研究者喜欢用东亚和拉美对比,而东亚的彻底胜出,让“东亚模式”的光彩异常夺目,成为发展经济学界一个核心课题。而且,中国也被用“东亚模式”的框架来理解。

但显然,中国的故事早已大大超越了所谓“东亚模式”。为什么?

不断裂的增长曲线

韩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960年代,从1961年的朴正熙军政府时代开始算起,韩国的增长趋势总体上已经持续了60年。如果按时间跨度来算,的确长于中国。在改革开放之前,中国时常会发生经济的负增长,比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。

然而,韩国的60年增长曲线是断裂的,至少发生过两次断裂,一次是1980年,出现了-1.65%的增长(负增长),一次是1998年(-5.13%)。但中国的增长曲线是一直持续,而没有断裂的,即使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,中国依然保持了2.3%的增速,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。也就是说,中国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算起,经济持续增长已超过43年。这种韧性,远远超过韩国。

韩国的两次失速,前一次主要因为国内的政治问题,1980年5月,韩国爆发了“光州惨案”,事件波及全国,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。后一次是源于亚洲金融危机。1997年,亚洲金融危机爆发,韩国遭受严重冲击,大宇等财团破产。这是韩国的第二次负增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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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而言,日本经济的韧性是远远超过韩国的。日本的经济崛起始于朝鲜战争,如果从1950年代算起,到亚洲金融危机出现负增长,日本经济也保持了正增长超过40年的记录。必须注意,外界所喜闻乐道的“广场协议”被签订的1980年代,日本经济依然强劲,增速从未低于4%。

到了亚洲金融危机,日本经济终于没有能抵御冲击。1998年,其经济增长为-2%(负增长)。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,日本再次遭遇负增长,当年GDP增速为-1.6%。尽管日本和中国一样,保持过超过40年以上的长期经济增长曲线,但在两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中,日本都翻了车,唯有中国可以抵御类似风险。为什么?

韩国在1980年那次因为政治问题的负增长不讨论。如果看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日韩负增长,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日本经济负增长,很容易发现两个关键问题。

一是日本和韩国的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,极其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,而且两个国家的“金融自主权”也相对较低,一定程度受制于美国。比如,“广场协议”之后,日元升值,极大地冲击了日本的国内制造业,这一定程度是迫于欧美的压力所致。韩国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,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,韩国也被迫接受了IMF关于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一些强硬条款。

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1998年,韩国街头,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的市民参加抗议游行

金融对外开放本来是一个好事,但它有开放时机、开放程度和被动还是主动开放的选择问题。和日韩相比,中国对自己的金融体系拥有完全的自主权,在面临国际金融市场冲击的时候,也有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间。

比如,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效率,日韩两国显然比中国监管当局差得远。在面临资本外逃的时候,强大的监管是遏制资本流出,稳定本币币值的有效手段,只有稳住了资本外流,金融改革才具有了推动的基础,经济也才有复苏的希望。

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讲,与一些东亚国家不同,以金融自主权为代表的经济自主权的完整性,是中国经济能抵御两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,保持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调控能力的大差异

和日韩不同,另一种中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是内需市场。一些统计数据显示,在2019年,中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已经超过美国。当年,美国零售总额为6.214万亿美元,而中国社会零售总额为41.2万亿人民币,按照汇率折算,已经超过美国。

更乐观的估计认为,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并不能反映两种货币的真实购买力,人民币的购买力其实被低估了。一些乐观者甚至说,2.5元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应该差不多等于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。因此,中国的零售总额其实已经至少是美国的2倍。

不管是否要采用更加“乐观”的数据,中国崛起为和美国势均力敌的大国内需市场,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这种母国市场的优势,也是中国经济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时,依然能通过提振内需来拉动经济的核心原因。而日本、韩国并不具备这种优势。

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2020年11月27日,广西南宁,第17届中国—东盟博览会上,一名参展商在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展区展示商品(图源:视觉中国)

回到文章最开始的讨论,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政府的强力干预,但其模式与中国却截然不同,关键变量既不在于产业政策,也不在于财政政策,而在于信贷体系的本质差异。

安倍是日本近20年来任职时间较长的首相,不少日本人都认为他和小泉纯一郎一样,是少数可以有作为的首相。然而,安倍却是一位运气很差的首相,其任上一直都在和两个东西作斗争,一个是消化系统的病痛,一个是日本过低的通胀率。

通胀毁灭财富,那么通胀率低,这不是好事吗?并不对。温和的,可预测的通胀率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,它可以提高了终端商品的售价,刺激企业家的投资,因此这也是西方的央行通常设定2%~3%作为通胀目标的原因。在日本,“安倍经济学”所追求的目标就是2%的通胀率,但遗憾的是,安倍政府及日本央行,一直都很难实现2%的通胀率。

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“安倍经济学”的通胀率目标难以实现

安倍的目标为何这么难实现?通胀率的提升,必须要有银行愿意放贷,并且融资者愿意借贷为前提,而安倍政府显然无法直接指挥日本的银行系统和需要贷款的企业们,因此银行不一定愿意放贷,企业也不一定愿意贷款,那么通胀就是起不来,甚至会出现通货紧缩,经济也跟随萎缩。

从国内来看,随着老龄化的不断深化,以及国内市场的饱和,日本国内市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。比如,日本的零售业之所以全球领先,很大程度也在于国内竞争太激烈了,所以必须不断搞花样,不断讨好消费者。

孙正义的软银集团为何全球投资,专注于中美印而不是日本,甚至不惜投资风险极高的共享办公公司,其原因很大程度也在于日本经济日益缺乏想象力,投资回报率低于其他国家,特别是中国和美国。

中国增长曲线,为何与日韩不同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

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的结果是,除了股权投资机构向外发展之外,银行对国内企业部门的贷款会也更加注重财务约束和风险管理。同时,企业对扩大投资也很谨慎,并不愿意去借钱投资。于是信贷无法膨胀,通胀也就起不来。

然而,对中国来说,由于存在强大的国有银行体系和国企系统,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概率很低。此外,如果货币当局要达到某个通胀率目标,也并不是难事。这种独特的信贷体系特征意味着,中国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远比其他东亚国家强大得多,这种能力也确保了中国可以在全球金融危机时,通过逆周期调控,依然保证国内的增长和群众的就业。当然,与此同时也必须警惕伴随信贷的膨胀,资产价格上蹿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。

显然,和其他东亚国家相比,中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更加多元化,这让中国经济拥有更具韧性的、更加持久的向上增长曲线。

作者 | 谭保罗

编辑 | 雷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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